后新财富时代:证券商研究所模式的终极变革

文|朱昂(微信:dianshi830)简介:新财富投票的暂停肯定会对券商研究所的商业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宣传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上,任何行业都在不断进步和发展。

大多数时候,似乎每个人都只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他们无意识地共同促进社会发展。

过去两年,我写了几篇关于经纪研究所未来变化的文章,新财富投票的结束将继续推动整个时代的演进。

在过去的十年里,研究机构的平台已经转变为研究人员的知识产权。始于2003年的新财富投票无疑将使分析师的定价越来越市场化和透明。

最初的新财富投票只有一些大型机构、买家和经纪机构参加。

2007年后,该指数从1000点升至6000点,是a股历史上最大的牛市。

这时,公共基金也迎来了巨大的发展。

一周内可以筹集到数百亿英镑的资金。

经纪研究所(卖方)的核心工作是为机构投资者(买方)服务。随着买方组织的发展,整个经纪研究所的收入也有了更大程度的增加。

研究所的收入主要来自买方机构投资者的交易佣金。

2007年,许多公共基金的规模从数十亿跃升至数百亿。在单边多头的牛市环境中,交易佣金大幅增加。

此时,卖方分析师的评估系统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也是新财富投票真正开始产生影响的时候。

在2007年至2013年的时代,机构投资者获得证券分析师研究的途径不多:阅读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报告/评论、离线路演交流(午餐/晚餐会议)和电话交流。

整个信息传输相对封闭。

此时,研究平台的价值变得非常重要。

当时,中信、深湾、海通、国泰君安、招商都是大型平台的研究机构。基本上,这些大型平台的分析师去参加路演,每个人都愿意先听听。

以私募股权基金为代表的非核心用户通常愿意选择这些大型平台作为外部研究的来源。

此时,该平台对分析师来说非常重要。

就像今天一样,如果你可能不认识美国和香港的分析师,但大多数人认为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和瑞银等外资银行都是非常好的品牌,你会看到他们更多的研究报告,更加关注他们的分析师意见。

当时,a股类似这种情况,基本上小平台分析师转向大平台以扩大影响力。

我曾经在一家中小型证券公司工作。当时,一群来自中国的大型平台分析师经常向我抱怨,他们打算在深湾和中信进行路演,听取一群机构客户的意见。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小平台,没有人听过路演,顾客对他的关注也越来越少。

此外,我以前和投资总监见过面,现在和对应的分析师见过面。

当然,《新财富》民意调查的最高排名基本上是主要证券公司中的第一名。

然而,自2014年以来,整个经纪研究所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最大的驱动因素之一是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变化。

移动互联网提高了信息传输的效率。机构投资者通过微信和其他互联网工具从经纪机构获得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

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新变化是个人知识产权时代的全面到来。

越来越多的明星分析师有自己的公开号码、新媒体平台和微信群。

此时,分析师个性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买方组织的佣金评估系统也在发生变化。

在此之前,大多数买方组织的佣金评分系统非常广泛。

大多数时候,每季度,买方组织都会为卖方研究所排名:第一中信证券、第二国泰君安、第三海通证券等。

然而,内部分配模式并不完全以市场为导向。

当我做销售时,我经常会遇到提交的分销列表中超过10名分析师将获得分销点,但是季度佣金是0。

内部通讯组列表与佣金分配不匹配。

今天,公共基金佣金的分配越来越面向市场。

越来越多的基金公司采用全员打分的方式。

每个人有不同的分数百分比,然后点击不同的卖家分析师。

最终,该分数在总分后的比例即为下一季度学院的佣金比例。

这种打分模式非常市场化,而后新财富时代:证券商研究所模式的终极变革且能清楚对应到哪个研究员这个季度赚了多少佣金。这种评分模型非常面向市场,可以清楚地对应于哪个研究人员本季度赚取了多少佣金。

一些ace分析师一个季度可以赚100多万元。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经纪研究机构个性化的时代到来了。

同时,由于2014年至2015年的牛市,它也带来了创纪录的交易佣金分割。

越来越多的大型平台,或新财富第一分析师,选择去中小型证券公司,甚至新成立的证券公司。

卖方学院越来越像一个足球俱乐部。

从热门市场中获益最多的是明星的价值。

最终,许多平台可能赚不到多少钱,而且大部分是由明星分析师赚来的。

对于分析师来说,由于平台力量的削弱,个人知识产权得到了加强。

他们也更愿意去一些具有高佣金制度的中小型平台。

在中小型平台中,它们的现金流也相对较好。

过去,传统大型证券公司的平台溢价正在减弱,但它当然没有消失。

最后,你在哪个平台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谁,你的名字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们已经看到分析师开始频繁地“转移”,研究所内部的个性化特征变得越来越重要。

研究机构的许多行业分析师并不了解他们所有的同事。

我们都在为自己和团队的佣金和奖金而战。

在许多研究机构,外部沟通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内部沟通。

这一功能实际上与移动互联网对任何传统媒体的改造是一样的。

今天,每个人都在关注个性化媒体和自我媒体,而不是订阅《新民晚报》、《证券时报》等。

只要你能制作出好的内容,它就是一个好的媒体。

自媒体时代的特征与证券分析师的知识产权趋势完全相同。

新财富投票的结束不会改变这个行业。

从高盛(Goldman Sachs)模型来看,过去三年,证券公司业务向整个平台的转型经历了证券公司研究机构的“军备竞赛”,整个卖方分析师逐渐进入产能过剩阶段。

目前,很难长期维持2000至3000名分析师(基于30个研究机构和平均100名研究人员)的商业模式,这取决于机构支付的研究佣金。

那么这个行业的未来发展将会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看看高盛商业模式中的机构服务。

高盛有四个主要业务部门:投资银行、机构客户服务、证券借贷和资产管理。

每个服务下都有一些子服务。

例如,机构客户服务包括FICC(固定收入、商品、外汇)和股票。

2016年,高盛的收入达到306亿美元,净利润达到74亿美元。

其中,21%的收入来自投资银行,收入62亿元,税前利润28亿元。47%来自机构客户服务,收入达到144亿英镑,税前利润为47亿英镑。证券借贷业务收入40亿美元,税前利润17亿美元;最后,资产管理业务收入58亿元,税前利润11亿元。

从所有企业的利润来看,投资银行是最有利可图的,主要成本是人。

高盛的研究委员会业务实际上包含在其机构业务中,其144亿英镑的收入中有30亿英镑。

然而,对这一收入的实证研究并不多,主要包括交易执行、PB主要证券交易商的收入以及衍生产品业务的大量销售收入。

其中,支付给研究的实际佣金并不多,高盛的主要业务部门也不多。

高盛模型激励我们的是,最终真正有价值的是成为一个贸易伙伴。

例如,投资银行,如保证金交易,如资产管理,如电子交易执行。

达到交易目的就是完成公司与公司、公司与人之间的联系。

传统的研究佣金业务在高盛只占很小的比例,利润率不高。

这也是为什么高盛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削减其在世界各地的研究和销售交易部门,专注于利润率更高的公司交易。

与此同时,高盛(Goldman Sachs)年报也明确指出,未来将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效率。

简而言之,高盛不出售研究报告,而是将研究报告作为流量门户,切入整个平台的交易环节。

只有这样,平台的价值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你提供的不是明星分析师,也不是对股价的影响。您提供的是交易执行能力、保证金交易能力、主要证券公司的托管能力、投资银行的承销能力等。

您正在为客户提供全平台服务。

这在中国也逐渐开始改变。

目前,一些新成立的公开发行基金已经直接将产品放在单一的经纪交易席位上,就像海外一样。

当时,他们不仅研究了证券交易商的合作能力,还研究了交易系统的执行、衍生品设计、产品销售和托管等。

此时,整个证券公司平台将会更加有利,只有拥有研究机构的中小证券公司会不那么有利。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分析师都必须投票决定价格。对于证券分析师来说,定价的最终决定必须是某种形式的投票。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证券分析师的投票模式是什么时候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对冲基金口哨的作者巴顿·比格斯(Barton Biggs)也是摩根士丹利的研究主管。

他认为明星分析师对于打造经纪品牌和拉动各种业务线很有价值。

结果,比格斯招聘了大量年薪六位数的明星分析师,摩根士丹利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最强的经纪研究机构。

在他创建明星分析师团队两年后,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Investor)的投票开始诞生。

通过公开透明的投票,告诉市场谁是最好的分析师,他们在哪里。

显然,第二次机构投资者投票对摩根士丹利非常有利。

得益于机构投资者的投票,整个卖方研究所变得越来越市场化,分析师的工资也大幅提高。

可以说,摩根士丹利的明星分析师团队和第二机构投资者投票已经实现了相互影响。

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美国股市正处于牛市,在投票名单上排名靠前的分析师可能会根据他们的影响力为公司带来巨大的投资银行业务。

读完《华尔街的肉》,我们可以理解当时明星分析师拉动投资银行的力度有多大。

甚至微软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也选择了承销商,这完全取决于该证券公司在软件行业的研究团队的排名。

排名越高,承销就越多。

在互联网泡沫的顶端,许多明星分析师获得了数千万美元的奖金。

直到网络泡沫结束,卖方分析师才开始对合规问题进行一轮调查和处理。

今天的新财富投票实际上类似于当前的第二种投票模式。

从第二代证券的诞生,我们也可以看到,只有通过投票机制,分析师及其证券交易商才能有更大的影响力,获得客观的市场化定价。

今天,我们有幸研究了证券行业,这也得益于其特别透明的定价模式。

因此,《新财富》投票的结束并不是卖家分析师投票模式的结束。未来肯定会有另一种分析师投票模式。

此时,我们不妨考虑一下最终用户的价值。

分析师对高端用户的影响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投票”模式。

我们会发现,只要“合规”是可控的,从优秀分析师到超级分析师的转变往往来自“在线红色”模式。

移动互联网的存在为这一模式的成功增加了杠杆作用。

让我们以成熟的美国市场为例。

互联网女王玛丽·米克(MaryMeeker)是典型的“互联网红色”模式。

最近,有消息说她离开KPCB去建立自己的基金。

作为最资深的互联网分析师,他的年度互联网报告已经成为每个人必读的研究产品。

玛丽·米克(MaryMeeker)也保持了其长期影响力。

它不仅提供详细的报告,还通过互联网本身扩大影响力,成为超级分析师。

对于分析师来说,在他的工作模式中自然有一种“投票模式”。

有两种成功的投票模式。第一是增加投票者(认可者)给你的比例。第二是增加投票给你的人数。

毫无疑问,大多数人选择第二种模式。

你了解或看到的关于你研究成功的人越多越好。

假设一个人被40%的人认可,另一个人被10%的人认可。

但是第一个只有100名选民,第二个有10,000名选民。

那一定是第二个有更大影响力的人。

因此,肯定会有某种投票模式,我们说过,在新财富模式结束后,向合规下的高端用户传播研究影响力将成为未来的一种新方式。

a股市场的大部分交易量和参与者都是个人用户。然而,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机构,这些机构也成为主要的支付者。

研究与交易剥离,toC模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变得可行,在线影响力扩张变得无限。

后新财富时代的分析师仍然可以通过互联网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并将他们的研究理念传播给非机构用户。

然而,我们发现近年来的另一个全球趋势是研究和贸易的分离。

过去,许多海外证券公司主要通过交易赚钱。

随着MifidII的引入,海外机构投资者已经开始单独为研究服务付费。

电话和离线会议都需要单独定价。

中国大多数高端用户过去只为交易渠道付费。

中国的3/10000佣金可以说是世界上个人投资者平均交易佣金最低的。

尽管美国有些机构不提供佣金,但这主要是针对私人银行客户的一揽子服务,整体佣金率仍远高于中国。

在研究和交易分离的后新财富时代,越来越多的个人用户意识到要为研究内容分别付费。

它们已经成为这个市场上最大的一块蛋糕。

这些非机构客户将来可能会以某种形式向分析师支付研究费用,分析师可以通过互联网工具向所有这些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证券交易商的新时代必将到来。除非出现大萧条和金融危机,否则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金融业作为最市场化的行业,都不会被推回去。

一些人担心,新财富投票的结束将导致大量研究机构转向内部研究服务,经纪机构将看到行业逆转。

我认为市场化进程不会因此而改变。当然,市场化本质上是中性的。分析师的收入必须增加也就不足为奇了。每个人一年可以赚几百万美元。

行业移除无效产能,研究模式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未来,分析师肯定会以更市场化的方式定价。

金融业的本质也是定价。如果定价存在长期问题,行业本身肯定会改革。

研究所通过互联网工具提高客户服务效率是不可避免的。

更好的服务效率可以带来更高质量的深入研究。

然而,我怀疑首席买家组织的服务将越来越依赖全平台模式,并遵循美国的高盛模式(Goldman Sachs model)。

研究非常重要。它可以用作交通入口。更多的钱在交易端。

相反,大型平台将更加注重研究。

另一种猜测是,越来越多的人会看到对终端用户收费模式的研究。

最终用户是最大的增量蛋糕。

从历史上看,美国研究机构地位的提高也让研究付款人的蛋糕越来越大。

然而,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的最大区别在于交易主体是否是散户投资者,未来的退市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另一方面,金融业的投资者(零售投资者)最愿意为内容/研究付费。

在合规的基础上,这一块一定会有很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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